【新京报】近日，欧美国家以及部分全球科技头部企业对俄罗斯实施科技制裁，让俄乌冲突事件再次升温。因为科技制裁不仅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对于其社会生产、居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可见，科技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战场。
在中美两国关系仍处于历史低谷的背景下，中国该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尤其是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方面如何加强科研力量？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我们又该如何发展数字经济？为此，新京报新京智库近日组织了主题为“提升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科技自主创新如何‘破局’”的线上研讨会。
“要有改革的紧迫感”
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是大国博弈中的一个现实场景。大国博弈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不是取决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取决于参与博弈的各个国家的目标、路径和方式。美国对俄罗斯进行的制裁，可以说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全方位的制裁。这种制裁，不仅对俄罗斯，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都将会是巨大的。
“这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具有警示意义的案例”，刘尚希解释，之所以说具有警示意义，就是需要反思，这种事情未来有没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我们应当认真反思这次美国科技巨头对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网络战范畴的制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因素很大，中国同样面临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长期挑战。
据悉，互联网域名及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和欧洲互联网注册网络协调中心（RIPE NCC）目前已拒绝乌克兰方面关于中止对俄罗斯国家顶级域名的服务，以及撤销已分配给俄罗斯的IP地址的请求。
倪光南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排除在制裁发展过程中，互联网被定向的“断服”,被短时间（或随机）“断网”的风险。与俄罗斯相比，我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的水平虽然高一些，但并不意味着我国抵御这类网络攻击的能力就比俄罗斯强。因此，我国在网络建设中应该更注重从底层技术架构上考虑未来可能潜在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包括如何应对被“武器化”的域名系统，以及应对IP地址的授权运营和服务等。
工信部网络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新社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下，如何让中国更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敲门砖”。俄乌冲突则提醒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首先要做到自主创新，然后要进一步融入到国际大环境中进行创新、发展。因此，我们要真正把国际国内双循环有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未来我国应对数字化可能出现的新问题，面对发达国家的遏制，才能掌握主动权。
刘尚希亦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科技的自立自强，如何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体制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性。但目前我们国家的事业单位体制让产学研融合不是很顺畅，所以需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尤其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紧迫感”。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于数字经济
倪光南表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显示出一定的先发优势，不过应该意识到，这种优势不一定能长期保持下去。有数据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增速已经放缓。现在看来，我们国家容易被人“卡脖子”的主要是在数字技术基础方面，例如芯片、基础软件等。
刘尚希亦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增速减缓迹象。为什么呢？影响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数字经济的认识要从传统的工业化逻辑中走出来，如果我们还是依照工业化理念对数字经济进行监管，就可能落入传统工业化的陷阱当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解释，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工业经济由于受劳动力、属地化的工厂生产等因素限制，形成了不同地区的市场分割，而数字经济不受这些因素影响，因此必然是全球竞争的。数字经济是依托于一个无国界，甚至跨国界的虚拟空间，这是数字经济全球竞争的物理基础。
“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数据，也是通用资源”，许可介绍，数据可以为个人，为企业服务，也可以为国家服务。数据的重复利用就是数据资源的最根本特征，所以数据是通用资源。这使得互联网竞争从一开始就处于全球竞争态势，并且是代际竞争。在这样的竞争态势之下，如果有一方失势了，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许可表示，数字经济的另一个特点，不像工业经济通过一点点的改进，压缩成本，提升效率实现累进式的创新，而是颠覆性的创新。比如，取代柯达相机的并不是更好的相机，而是手机。
刘尚希表示，如今，我国GDP增速虽然下降了，但并不是说数字经济增速也要跟着下降。恰恰相反，数字革命推动了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也是在数字经济领域。所以，“我国数字经济增速不但不能降，反而应该是越来越快，或者至少保持原有增速相当长一段时间。”
在这一轮的数字革命中，如果中国再次落后于美国，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将面临巨大挑战。因此，数字经济不只是新经济的问题，而是涉及中华民族的未来，涉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所以，“对数字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刘尚希说。
发展数字经济需做好基础制度安排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如此重要的数字经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当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呢？
发展数字经济有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建议，我们得想办法加大新基建的投入，通过加大对新基建的投入，更好地解决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把技术基础打牢。这就要求政府下一步在基础公共设施方面要尽可能地扩大开放，允许更多企业或市场主体加入进来。同时我们也要把这些最基础的服务做好。比如，相应的数据开发和利用，数据资源的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刘尚希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做好适度的规划，但又不能像其他实体经济或者说传统工业的基础设施一样做好长期规划，因为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技术路线、算法等无法提前判断，政府在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也不够。
同时，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我们要打破传统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理念——主要公共产品由政府投入，政府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只需要政府做好适度规划，适当引领，帮助市场解决存在的问题，持续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即可。政府要真正做好服务市场的工作，而不是大规划、大投入，“政府不能冲在最前面了，这个政府干不了”，刘尚希说。
除了政府努力，刘尚希表示，发展数字经济也需要资本市场的跟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资本市场。没有资本的跟进，就没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也就不可能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像数据平台、数据库，这里面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社会资本更多的参与、民营企业参与。
对企业而言，许可表示，企业要创新就意味着有风险，而风险来自于不确定性。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投资不足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对市场的可预期性降低了和不确定性增强了。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基建需要创造稳定的、可预期的制度，给企业创新划定一个稳定的市场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除了建设有形的基础设施，还要完善制订无形的基础性制度。
此外，张占斌建议，要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力度。特别是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的成果保护，包括5G 通信技术。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好了，才有助于鼓励科技工作者更好地搞科技创新，更好地弥补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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