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阿根廷政治宛如一个钟摆，在左右间激烈晃动，且频率越发加速。两年前左翼贝隆主义者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击败新自由主义者当选总统时，他高喊“我们回来了”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但日前就在国会选举遭遇重挫，使得贝隆主义者近四十年来首失参院多数，执政党也就此在立法方面沦为跛脚鸭。虽说这等结果是民众对政府无能的控诉，但由此带来的潜在政策摇摆却也进一步加深了困境。在沉重外债和通胀危机之下，阿根廷还能找到出路吗？
自阿根廷1983年摆脱军政府以来，先经历了20年新自由主义的洗涤（大体先后为右翼保守及右翼贝隆主义），又迎来12年左翼贝隆主义回潮，再有4年右翼主政，接着便是两年前费尔南德斯的当选。但他任期不过一半，右翼就迅速杀个回马枪。
根据11月14日的国会中期选举结果，执政联盟在众院选举中整体得票率落后右翼联盟8个百分点，在改选的半数席位中比对方少上11席，最后仅以两席微弱优势维持了第一大党局面。参院改选结果更具决定性，贝隆主义者整体得票率落后了近20个百分点，是1983年重回民主以来首次失去参院多数席，此后立法需仰仗右翼合作。
地狱开局与疫情重创
这等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费尔南德斯本就从前任马克里（Mauricio Macri）那儿继承了一个烂摊子：逾40%的年通胀率、狂泻不已的汇率（马克里四年任内披索贬值80%），以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借的440亿美元外债（2022年和2023年就要陆续偿还)。如此糟糕的开局，再加上新冠疫情这等天灾扰乱全球市场，身家性命取决于大宗商品出口行情的阿根廷便首当其冲，财务危机进一步加剧，并在2020年4月成为疫中首个债务违约的国家，这也是该国的第九次违约。
此后发展便是循贝隆主义者的惯性，由于其强调政府干预和福利举措，与IMF倡导的自由开放市场以及财政紧缩原则背道而驰，且其民族情绪通常将同意IMF条件视为向外国势力屈服，双方谈判之路相当艰难。阿根廷政府尽管去年与私人债券者成功重组了660亿美元债务，但与IMF的440亿美元债务却是至今仍未谈妥，如此僵局不仅在疫情期间掐断了该国获取更多贷款的源头，更可能在明年3月首个主要还款日时出现再度主权违约的危机。
与此同时，费尔南德斯还需履行贝隆主义者对劳苦大众的福利义务，外债不够只能印钞来凑，但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年通胀率进一步提升至逾50%。而杯水车薪的福利措施也抵御不了他实行的拉美地区最漫长封锁，过去两年已有400万民众返贫，且新冠病殁人数也高达11万人，按人口规模调整后与无为而治的邻国巴西相近，就更是引发民众愤怒。尽管费尔南德斯为挽救民心，上月紧急冻结了逾千类商品价格，但看不到希望的选民还是拿选票惩罚了执政党。
可悲的是，民众虽然抒发了怒气，但国会跛脚鸭的命运只会致使执政党更加举步维艰，更难以带领阿根廷摆脱困境。同时，这也擡高右翼两年后重回玫瑰宫主政的可能性，带来新一轮政策转向，不过以史为鉴，如此迅速摇摆往往只会进一步加深困境。有强制投票规定的阿根廷无论如何投票，也难以投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左右路线都难以解决的困局
归根结底，阿根廷所面临的困局并不是单纯的左翼或右翼路线能够解决的，该国脆弱程度宛如瓷人走钢索，一不小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而左右路线主政者每一次大开大合的政策转向，就使钢索摇晃得更加厉害。同时，国际大环境随时可能吹来一阵逆风，无论何等路线的瓷人也无法避免被吹落的命运。
从国内经济结构来看，阿根廷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度依赖农业出口，2019年农产品出口价值占整体出口货物价值57%。这是该国几百年来对于潘帕斯草原这一农牧业宝地的路径依赖，以及上个世纪失败的“进口替代工业”的产物。虽然阿根廷曾清晰意识到发展工业的必要，四五十年代执政的贝隆（Juan Perón）还曾拟定了以工业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他的全盘国有化计划、普及工会、福利民粹政策以及反对外资流入扼杀了市场活力。随后长达三十年的军人反复干政以及血腥镇压贝隆主义者引发的乱局，也使该国错过了一段黄金发展期。
等到文人八十年代重新掌权后，调整经济结构的优先级又让位于又因两次大型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因军政府70年代过度借贷石油美元，后因1979年石油危机爆发而崩溃，第二次是因九十年代末右翼贝隆主义政府过度向IMF借款，又遇亚洲金融风暴，该国经济局势直到2003年才稳定下来。但在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崛起的背景下，阿根廷此时发展工业既不具备比较优势又缺乏外国投资者问津，只能被束缚于农业大国的位置。
与此同时，贝隆主义的幽灵持续徘徊在这片大地，并因军政府镇压而获得无上光环。此后执政的贝隆主义者也方便地利用福利民粹主义吸引选票，但这往往带来过高的财政负担且带有“授人以鱼”的短视特点，例如2007年至2015年掌权的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政府，其对穷人的直接现金转移项目虽然减少了三成的极端贫困，但过度印钞带来的通货膨胀却吞噬了广大中产阶级，且为此后继承者埋下了公共开支居高不下的祸根，使其缺乏财政空间改革。
在无力调整经济结构、福利民粹之风限制财政政策空间的情况下，该国犹如汹涌国际环境中的一叶扁舟，难以抵御随时刮起的逆风。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大宗商品繁荣期结束、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及2020年疫情，都对该国带来巨大冲击，引发经常项目收入和财政收入急减。在此等情况下，无论是何派政府都难以抵抗选择印钞的捷径，弥补财政窟窿之际，引发货币贬值提高出口优势，但也被淹没在进口工业品和消费品腾贵带来的通货膨胀之中。
更糟糕的是，每每在这等经济下行周期，巨额外债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便摇摇欲坠，因为敏锐的投资者见势不妙就纷纷撤资，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对此，左翼政府通常采取资本管制，但如此限制性的环境从一开始就让投资者望而却步，右翼政府虽是开放市场，却又在逆风时刻更加脆弱。比如马克里政府虽以自由开放原则换得IMF历史性高额援助，本打算为阿根廷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但2018年因中美贸易战的大环境逆风，以及美联储加息倒吸美元资本回流美国，便引得国际投资者纷纷撤走，引发披索狂贬，马克里动用三成IMF借款救市仍无济于事，他提振阿根廷之梦就此破碎，只加深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由此可见，单纯的左翼和右翼路线都很难解决阿根廷的困境，且激烈的左右路线转换只会让投资者和民众更具有不确定性，倾向于短期投机倒把，执政者也往往只会趁短期在位时期大捞一笔，或以短视福利政策笼络人心。只有去政治化的理性政策设计，长期稳固的国内政治氛围，且在有益国际市场的加持之下，阿根廷才能有可能获得一丝生机，跳出不断循环的危机。不过，这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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