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踏入6月底，经历两个月持续示威与暴力的哥伦比亚，遇上不断创下高峰的第三波疫情，其确诊人数日均高达3万，比起第二波疫情高位多出近倍，过去三个多月的累计死亡人数已占其疫情以来的总数超过四成。眼见去年经济大挫6.8%，政府却在高峰下解除抗疫措施。
与示威者谈判僵持、面临暴力事件急涨之际，来年即将下台的「跛脚鸭」右翼总统杜克（Ivan Duque）6月25日乘搭直升机、飞往紧贴委内瑞拉边境的城镇时被多番开枪攻击。这几发尚无人「认领」的子弹可算是哥伦比亚惨况的完美写照。
当日与总统同机的，尚有国防部长、内政部长，以及边境城镇库库塔（Cucuta）所属州份的州长。枪击后，三人安然无恙。政府宣布用80万美元作悬赏，寻求意图行刺者的相关资讯。不过，活跃于哥委边境的贩毒武装组织国民解放军（ELN）似乎毫无悬念涉身其中。
这一击的近因可能是总统到访边境的偶然，但其深因却是长年困扰哥伦比亚的暴力、贫富悬殊、毒品、示威等各种问题，以至新冠疫情对这些问题的催化作用。
2016年的和解换不到和平
哥伦比亚的暴力问题生于上世纪中。1948年，国内保守派与自由派引爆十年内战，导致全国2%人口死亡，史称「那场暴力」（La Violencia）。其后两派决定和解，每4年轮流分享权力，却导致被排除在外的武装组织四起，包括上述的ELN，以及共产主义游击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等等。
从70年代起，哥伦比亚就进入了对抗叛军的时代。上述的武装组织不断壮大，在90年代曾为全球十大富豪之一的哥伦比亚大毒枭艾斯高巴（Pablo Escobar）没落前后，也陆续加入制毒运毒行业。1991年以新宪法进一步民主化后，政府一直困身在与FARC的武装冲突之中，到右翼总统乌里韦（Álvaro Uribe）2002年上台，力主配合美国「毒品战争」强力压制叛军（和其他反对派），「武力解决」就成为了主流政策。
数十年的武装冲击到2012年已造成超过22万人死亡、500多万人丧失家园，当中超过八成是平民。此时的中间左翼总统桑托斯（Juan Manuel Santos）决定与FARC展开和谈，最终在2016年达成和解。然而，和解却是在不获公投同意的背景下被强硬通过——虽然这为桑托斯争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却使质疑和解、获乌里韦支持的杜克在2018年的选举中夺得总统大位。
杜克上台后就一直在和约的执行上面拖后腿——例如委任反和解人士主理执行和约的机构等——只求在国际社会上维持「谋求和平」的表象。加上和解后为审理FARC过去罪行的和平法院似乎毫不担心对放下武装后的前叛军人物（包括国会议员）作出严厉指控，不少前武装分子都走回丛林中重拾武装。
到本年，哥伦比亚的暴力事件已到达2016年和解以来的高峰——到总统遇袭那一个周末为止，全国本年以来已发生了45宗导致至少3人死亡的案件；而在袭击发生的库库塔同月亦有军事基地遭到汽车炸弹袭击。
暴力的背景离不开毒品
暴力不断的同时，毒品问题依然未有解决。包括ELN在内的一众武装组织抢夺FARC留下来的地盘，与墨西哥毒贩的合作控制了全球七成的可卡因供应，而哥伦比亚今天的可卡因产量已高于大毒枭艾斯高巴的时代。
虽然杜克政府上台之后不惜重新采用2015年因可能致癌而废止的空中喷洒除草剂手法去扫除可卡田，可是他并没有力推可让农民转种合法作物的措施，导致田地被废的农民不愿改种其他作物，马上重新种起可卡树（或称「古柯树」）。
在政府严厉打击之下，可卡田的面积不跌反升：由2019年（比前一年高2%）的21.2万公顷升至2020年的24.5万公顷。虽然政府同期成功除扫的可卡田面积也有上升，可是这却是一场无止境的猫捉老鼠游戏。而在疫情困扰之下，这只猫更是疲态尽现。
在杜克的直升机遇袭后，政府宣布成功从ELN手上夺得6公吨的可卡因——但相比起每年过千公吨的产量而言，这只是九千一毛。
长年不解的经济失衡
与本年4月因杜克加税政策而爆发、因示威者封路导致全国食物、药品供应一度短缺的示威一般，哥伦比亚暴力与毒品问题的背后成因也离不开其经济状况。按照美国中情局（CIA）的统计，在贫富不均严重的拉丁美洲中，哥伦比亚的贫富差距排名第三；其收入最高的10%人占了整体收入近半。
其贫困的情况按城乡差距划分，在疫情之前已有超过三成半乡间人口属于贫穷阶层，比例是城市人口的两倍多。同时，哥伦比亚的地权分配不均严重，全国超过七成半的土地由不足两成的人拥有。没有政府足够协助之下，农民则只好非法在占全国面积32%的原住民保留地内开垦，进而本着「法已犯不如一而再」的逻辑加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毒品市场以谋生计。
同时，哥伦比亚的非正式工作人口占工作人口的比例接近六成，多在手停口停的前线行业工作，甚少得到政府救济。其全国贫穷率在疫情前已高达36%，近28%的18至24岁青年失学失业，到疫情后，其贫穷率更急升至42.5%。
这些人在疫情中都饱受打击：一项本年4月发布的研究就指出，原住民、接受受资助医疗的人，以及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人，都面对着比其他社群更严重的染病致死率。
如此情势之下，示威浪潮才会因政府加税方案而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示威者来源众多、诉求不一，但其对社会不公的怨愤却甚为明显。例如在该国示威中心、第三大城卡利（Cali），其一处市郊富裕社区「城市花园」（Ciudad Jardin）就连续上演着阶级战争，居民持枪与警方一同对付反政府示威者，在5月28日的一场冲突中就造成至少13人死亡。
同时，示威与毒品及武装组织也不无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一度供应全球八成可卡因的卡利，如今其毒品行业已由当时盛极一时的「卡利集团」分拆成一众较小团体作各自经营。目前卡利有高达180个黑社会组织，有分析就认为他们也是示威暴力的推手之一。
示威无解的政治困局
虽然政府如今已不顾其债务评级被下调而撤回加税方案，可是示威者的诉求却已升级至全民基本收入等结构性经济改革，以至警队改革等项目（这也是哥伦比亚暴力历史的一部份，由于以往示威多与武装份子相连，而警方更隶属国防部，对于和平示威者就用上了过高的武力）。政府与示威者代表谈判良久，至今依然毫无结果，后者更威胁在下半年发动更大型的示威。同时，示威者代表的代表性有多高也值得质疑，因此政府与他们的谈判即使达成结果，也未必能获街头民众接受。
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此刻民情沸腾，但由于总统选举即将在来年年中举行，解方似乎要到选举后才有可能出现：一方面，由于2015年后，总统只得一届任期，杜克并不能寻求连任，因而此刻已成为了「跛脚鸭」政府，而他也没有充足的政党力量支持；另一方面，有望挑战总统宝座的左翼领袖佩特罗（Gustavo Petro）在示威后更巩固了其民望领先地位，因而只会对示威尽量表示支持。
在示威不止、暴力横行、毒害难除的背景下，哥伦比亚疫情屡创新高，且受变种病毒威胁，其首剂疫苗接种率却只在22%的水平缓缓推展，很可能要再次面对严厉封锁破坏经济与疫情大爆不止之间的无奈抉择。
射向总统的那几发子弹，背后是哥伦比亚数十年累积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些子弹除了伤及那一架直升机之外，没有带来任何本质上的改变，也正如这数十年的哥伦比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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