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新闻综合】项目多元化、资金储备合理，是对抗危机的重要条件。
郑晓洁是资深公益人，她所创办的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下称“红丹丹”）经历过活动场地被迫搬迁的困局、机构助盲产品被模仿盗用的窘境，但之前大大小小的危机都比不上此次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强烈。
“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度想过把机构关闭了。”郑晓洁告诉《中国慈善家》。
疫情冲击下，遭遇危机的一线服务型公益组织不在少数。多个公益组织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所在的机构因为疫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抗疫“持久战”之下，无法开展线下活动进行筹款，机构项目较为单一，现金流断裂等问题，都是摆在这些公益组织面前的难题。面对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各类公益组织“各显神通”，希望能够通过自救的方式保住机构，从而再考虑后续发展。
资金不足
2020年5月，《中国发展简报》发布了《疫情下公益组织的挑战与需求调查报告》（下称“《调查报告》”）。该报告选取了各类公益机构433家作为样本，通过问卷的形式开展调查，结果显示有49.9%的机构面临困难，但还能坚持；有26.8%的则认为影响较小，工作可以开展；有14.8%的公益机构表示影响很大，后续工作难以为继。
业内多位公益人士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疫情之下，公益行业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公益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备受考验。
“现在只想着如何能够活下去，至于未来怎么发展，暂时还没有打算。”郑晓洁向《中国慈善家》表示。2003年起，红丹丹开始为视障人士提供相应的帮助。郑晓洁回忆，当时红丹丹做得小有名气，一些志愿者、企业上门参观，就这样开始了长期的捐赠合作。后来，红丹丹在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平台之下进行公募筹款，也获得了一些资金。
2018年，郑晓洁在红丹丹机构的基础上注册了北京心目助残基金会，希望能够通过基金会为项目进行专门筹款。但实际上，红丹丹服务中心和心目基金会大部分的资金依旧来自于企业的直接捐赠。但疫情之下，企业的问题就来了。
“今年很多企业处境艰难，我们原本打算筹款200万元，但截止到六月份，只从企业方面筹集到二十多万元。”郑晓洁向《中国慈善家》表示。这两年，红丹丹一直尝试推动项目的多元化，比如，通过淘宝平台申请了“公益宝贝”项目。但在去年，“公益宝贝”项目的资金没能如期拨款，紧接着又赶上疫情，筹款出现问题。双重影响之下，在过去半年，郑晓洁几乎每天都在为资金犯愁。
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和心目基金会一共有12名员工，加上办公室房租等开销，每年的成本在两百万元左右。机构成立多年，日子一直过得很紧。郑晓洁名下还有一家商业性质的服务中心，通过与银行合作售卖助盲卡一类的产品盈利。事实上，为了能够全力支持红丹丹和心目基金会的发展，郑晓洁一直将商业机构所得盈利不断贴补到公益项目当中，但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今年五月，“公益宝贝”项目的拨款终于下来了，机构的运转难题才得到缓解。
郑晓洁告诉《中国慈善家》，他们原本打算今年与企业合作举办大型的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筹集资金，但疫情中线下活动无法开展。“目前我们的活动只能通过直播的形式完成，有一些活动干脆就取消了。”
以乡村教育为主的广东麦田基金会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麦田基金会在全国有自己的志愿者网络，平时通过举办线下活动筹款以完成项目的执行。“由于各地志愿者的筹款不顺利，很多项目只能延后。”广东麦田基金会秘书长詹敏告诉《中国慈善家》。
据了解，麦田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公众捐赠、企业捐赠，以及小部分的基金会投资收入，其中公众捐赠占到60%左右。初步统计显示，麦田基金会上半年筹款减少了几十万元，所得捐赠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抗疫的定向捐赠。“如果没有这部分捐赠，可能筹款就更少了。”詹敏告诉《中国慈善家》。
不过，詹敏对整体形势并没有很悲观。她告诉《中国慈善家》，项目的进度只是延后了。“我们的线下活动灵活性较大，主要是改期的问题，对于基金会总体影响没那么大。”
从整体上看，对于中小型的公益机构来说，现金流不足和项目较为单一是普遍问题。一旦出现项目资金未能及时回笼，或是机构本身储备资金不足时，公益组织就失去了抗风险能力，很容易就站到了“悬崖边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慈善家》，以他的观察，很多项目从设计之初就没有给予一定的发展资金，按照规定，项目结束后所有的资金需要归零。“即使是公益组织执行项目也会产生成本，包括政府、企业在内对于这一点没有形成共识，似乎认为公益项目就是‘免费’的。”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也导致了一些机构资金储备不足，抗风险能力降低。
转变思维
转变思维，是詹敏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高频词。她表示，以前与企业谈合作，会表明项目的优势，与企业的关联程度。但是，现在则会更多从机构自身发展、团队发展方面去做陈述。“有的企业虽然也很艰难，但依然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我们。”詹敏说。
詹敏认为，企业的非限定捐赠是非常重要的。所谓“非限定捐赠”就是不局限资金使用的项目范围，给予公益组织更灵活支配资金的权利。
“如果能够说服企业给予更多非限定捐赠，以此支持机构自身的发展，也是目前应对危机比较好的办法。”詹敏告诉《中国慈善家》。
詹敏坦言，筹款减少确实给基金会带来一定影响，但由于麦田组织结构的特殊性，冲击就小一些。她介绍说，麦田有成熟的志愿者网络，平时线下筹款都由各个志愿者社群独立完成，社群中的资源和人脉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度。“社群是一个长时间的培养过程，一旦成熟了就能自主运转，抗风险能力就会大一些。”
麦田基金会有20%的资金来源于敦和基金会所资助的300万捐赠款，该捐赠款只能用于基金会的投资，所得收益由基金会支配。这部分收入也让麦田有了一定的“储备粮”。
关于资金储备，扎根社区的成都爱有戏社会服务中心（下称“爱有戏“）的做法值得借鉴。该中心的负责人刘飞是财务出身，在机构运营时对于资金的储备有很强的意识，她同时也非常注意资金的及时回笼问题。“在成都，民政部门允许我们将非限定捐赠留存，我们机构就有一定的储备。” 刘飞告诉《中国慈善家》，实际上，爱有戏也受到了线下活动停办所带来的影响，项目只能延期，但大部分的资方对此都给予了理解。
爱有戏也在推动项目的多元化，积极加大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刘飞透露，目前爱有戏有80%的资金来源于政府采购。“由于疫情凸显社区工作的重要性，成都政府反而增加了不少这方面的项目，我们的业务量是增长的。”刘飞告诉《中国慈善家》。
居安思危，刘飞也反思了目前机构业务的分布情况。在她看来，爱有戏应该加大对社会企业方向的探索，增加服务产品的比重，通过这些产品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这点我们目前做得不够好，但是希望能够有所尝试，提升项目内容的专业性。”
“公益组织要改变传统的方式，一方面要想办法增加新的收入，另一方面要提高服务水准以留住客户。”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向《中国慈善家》表示。
外部引导与扶持
除了服务型公益组织以外，资助型公募基金会同样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告诉《中国慈善家》，如果单从收入上来看，似乎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在业务执行方面受到影响不小；此外，基金会常规项目上的资金捐赠有所下降。
该基金会副秘书长郑依菁介绍说，线下活动取消后，联劝尝试用线上的方式继续开展项目执行。比如，联劝的品牌项目“一个鸡蛋的暴走”，在日常情况下的执行周期为一天，完成50公里的“暴走”行动。但疫情之下，项目周期延长为一个月，参与人数也从4000人增加到三万多人。但是，项目筹款所得却大幅下降——往年的筹款至少在1400万元左右，但今年只有435万元。
除了要应对自身基金会筹款减少的问题以外，联劝作为资助型基金会还需要对合作伙伴负责，帮助众多中小型公益组织度过难关。
据介绍，与联劝有合作关系的公益机构超过400家。据联劝观察，一些合作伙伴同样出现发不出工资导致裁员的情况，有的机构现金流只能支撑三个月；有些机构将抗疫项目与原有常规项目相结合，以增加项目灵活程度。郑依菁告诉《中国慈善家》，一些机构目前开展的项目资金来自2019年完成的募款，短期来看还能够支撑，但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未来很有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作为资助型公募基金会，联劝目前更重视培养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郑依菁表示，联劝不仅资助伙伴们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希望伙伴们能注重项目合理性和财务合规性。
自2015年起，联劝给予受资助的公益组织提供非限定性的资金支持与能力建设支持，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草根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改善公益慈善组织生存与发展状况。
疫情之下，不仅是中国，国外的草根公益组织也同样遭遇危机。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向《中国慈善家》介绍，以她的了解，在美国有50%的公益组织只能坚持四个月左右；能够坚持一个月的有10%；而面临倒闭的草根组织可能达到15%左右。
今年6月，福特基金会在美国纽约发行社会债券，以支持更多受疫情影响的机构。以福特基金会的观察，出现危机的原因主要来自财务管理、人员管理和抗风险管理方面。“作为资助型基金会，应该要给予受资助方更灵活支配资金的权利，先支持他们活下来是很重要的。”高倩倩表示，在美国公益行业生态较好，有比较成熟的网络，在危机时期能够互相借力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与中国不同的是，在美国有很多资助型基金会可以将本金投入市场进行投资以扩大资金储备，在风险来临时，自身机构不会遭遇危机，还能够拿出更多资金帮助草根组织。
危机当前，外部的引导和扶持至关重要。《中国慈善家》在采访中发现，地方政府对于公益机构的政策支持也是公益组织借以对抗危机的一个重要力量。
多位接受采访的公益人士表示，如果当地政府政策宽松，对于项目可支配的管理费灵活度大一些，则有利于公益机构储备资金以抗风险。
7月22日，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印发了有关支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措施，其中通过减免场地租金、税费缴纳的方式给社会组织减负，同时明确社会组织享受金融支持，并且加大政府购买服务。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以他长期调研的经验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规模类似于小微企业，员工平均在11个人左右，再加上资金来源有限，如果政府不给予支持，确实难以为继。“我认为广州的措施很好，有利于引导社会大众去帮助公益组织，参与公益活动。这是值得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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