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了重创。除美国以外，迄今为止新冠肺炎病例最多的十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病例数量也是如此。
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展望同样令人沮丧。到2020年，家庭收入将全面下降，包括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全球新增的1亿赤贫人口的大部分。
拉丁美洲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该地区人口只占全球总数的8.4%，但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却占了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GDP今年将收缩9.4%，世界银行则预计该地区的贫困率将上升10个百分点。
这些挫折适逢社会动荡浪潮席卷中等收入国家。除了秘鲁和加纳等少数例外，引发不满情绪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在拉美——是经济增长乏力、缺乏向上的流动性以及要求提高政治代表性和参与度。即使在智利等形势较好的经济体，许多人也认为他们的期望和抱负没有得到满足，收入分配顶层的人获得了大部分收益。
雪上加霜的是，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促进了中等收入国家出口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致使生活水平上升的情形有可能被逆转。年轻人担心他们最终会处于父辈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位置。
疫情爆发时，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推出了封锁措施和经济刺激方案。但是，由于城镇人口密度高、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让人与人接触难以避免、金融制约因素比在富国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这些措施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效力有限。
以哥伦比亚为例，GDP今年将萎缩约7%，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尽管政府提供了紧急现金转账，但疫情造成的就业和收入损失已经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所占比例从2019年底的27%上升到今年5月的38%。此外，不平等现象加剧，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减少了50%以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则减少33%。
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说明去年12月上街抗议的那些人所担心的经济反转已经在发生。休眠状态的社会动荡可能会报复性地卷土重来。
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无力采取“不惜一切”的对策，只能尽力而为。但他们能做的事情肯定是不够的，国际社会无视他们的困境将是目光短浅做法，原因至少有三个。
首先，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数的75%，这意味着没有它们的参与和支持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基础设施。因此，一旦新冠肺炎疫苗问世，这些国家必须能够获得。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疫苗将首先供应为其开发投入了资金的发达经济体。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一起领导着新冠疫苗全球获得机制（COVAX）——着重关注最贫穷的国家。目前无法保证COVAX能够提供中等收入国家所需要的疫苗数量。
中等收入国家无力在实验室和临床试验方面投入巨资，对感染率和死亡率缺乏充分的监测，得到的全球援助寥寥无几。危机期间，中等收入国家对其他传染病疫苗接种率——已经低于群体免疫要求——急剧下降，如果不予解决将导致全球性暴发。
其次，全球经济增长取决于新兴市场的形势，它们占世界经济的6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的复苏正是由中国以及中等收入国家推动的，后者主要是通过对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量的影响。
这次不太可能如此，中等收入国家将需要依靠其他增长点来摆脱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不幸的是，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没有资源来增加公共投资和降低私人投资风险，因此获得国际融资不可或缺。
中等收入国家到目前为止有充足机会进入全球资本市场，但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变就变。财政和经济状况恶化已经引发了一连串的信用评级下调，还有可能越来越糟。如果市场关闭或变得过于昂贵，中等收入国家就需要依靠区域性开发银行等官方贷款机构。但这些机构向中等收入国家放贷的能力有限，需要补充资本。
其他融资提议包括发行IMF特别提款权（该组织的储备资产），或者设立一个专门工具将发达经济体央行产生的流动性导向新兴市场。还需要通过区域性机构进行优惠融资来弥补疫苗接种的不足，为全球卫生安全等公益提供资金，为最贫困人口建立安全保障。
最后一点，世界正努力走上一条更环保的经济增长道路。未来30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它们所做的选择将决定世界能否在205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净排放量降到零。
中等收入国家的排放量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新冠危机旷日持久在最好情况下也会使减排努力的进展减缓，而且有可能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国际社会应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疫情及其经济后果，这也符合其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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