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很荣幸在基辛格博士访华周年纪念的日子出席本次论坛。我曾有幸亲耳聆听基辛格博士多次讲述那次访华经历，精彩的故事总是百听不厌，因为其凸显了美中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今天我们讨论如何解决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双方合作大幅减少的前提下，而这与基辛格时代中美在尊重双方差异的基础上，持续扩大双边合作的模式截然不同。我想着重谈两点：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色列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美国行为科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对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与决策的研究，对研究当时与现在的国际关系都大有启发，特别是在当前世界存在如此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其“小数理论”认为，人类行为本身并不总是理性的。在不确定性情况下，人的思维过程会习惯性走捷径，人的思维定势、表象思维、外界环境等因素，从而出现系统性偏见或错误。如因特网出现初期被称为“线上百科全书”，美出兵阿富汗被称为“新越战”等。这两个类比都是错误的，而且是误导性的。不同时代，外界对中美关系有不同界定，如数年前有人将其比作一战前的英德关系，而当前则被称为“新冷战”。相信几年以后，又会有新的界定，但无论哪一种都不能真实反应两国关系。这些界定反而正说明了系统性偏见如何影响国际关系。
在基辛格博士访华前后，美中两国战略磋商主要聚焦的是：当前时代的本质是什么？在此背景下如何采取对外政策？当今时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其主要变革因素在于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对传统规则和权力体系带来的挑战。这一挑战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并造成毁灭性影响。包括美中关系在内的传统体系分崩离析并非自然过程，而正是无法适应这一变革的表现。微小的事物可能带来巨大影响，我称之为“超乎想象的时代”。我曾提出一个“共同演进”模式，即两国共同协作，共同受益，以便更适应并融合于形势多变的大环境。
国际关系不像机械运动，总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理论认为，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会大概率带来更多战争。这已被很多历史经验所证实。这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因为“新冷战”主要强调防御。核战争可能带来全人类毁灭，各方都意识到这一点，才能维持当前的战略平衡与世界稳定。当今各国武器系统都使用了网络、人工智能和生物等各项先进技术，先发制人者看似拥有优势，但实际会导致难以预计的后果。因此，美中双方急需建立新的认知框架，在军事方面进行接触交流，竭力避免因误判导致冲突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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