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秋
尽管中秘两国的交往可谓是历史悠久，从1849年到1874年，超过10万数的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来到秘鲁，促成了秘鲁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邋遢的长衫，长长的辫子，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以及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人在秘鲁人心里的全部印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并逐渐加入和活跃到整个世界经济活动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1992年，中国首钢集团投资1.2亿美元买下了的秘鲁钢铁公司，这不仅是当时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冒险尝试，也让秘鲁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从那以后，大量中资背景的投资陆续登陆，中国人民也开始注意到秘鲁这个远在近两万公里的拥有巨大自然资源的国家。
在2021年3月21日的《秘鲁人日报》（Diario El Peruano） 上，秘鲁亚洲研究中心（CEAS, Centro de Estudios Asiáticos）主任Carlos Aquino先生写道“我国25% 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来自中国这个亚洲巨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在秘鲁投资了310 亿美元，并且其中的104 亿美元投资到了矿业项目上。来自这个东方国家的资本将继续增加，因为秘鲁需要外国投资，而中国人想在我国投资。 我国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一点尤其受到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的重视。”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仿佛可以感到中国和秘鲁两国经济互补性似乎是秘鲁人民的共识，但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常识和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型、中型甚至小型投资，在解决就业、创造税收以及因此带来的技术革命上，都是发展中国家腾飞的助推器，所以大部分秘鲁人民对外国投资是欢迎的。但由于极左思维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秘鲁人认为外国资本在秘鲁的投资就是掠夺资源。当然这种想法的确很幼稚，因为商业活动唯一能够决定资源价值的是市场。没有市场，资源放在那里一万年也不会产生一分钱的利益，更谈不上因此而改变民众的生活质量。但好些职业政客或者以鼓动民众闹事来赚钱的某些人，经常会利用民粹主义思维来蛊惑当地居民，错误地让既得利益者觉得通过闹事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于是许多“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当地居民就发起此起彼伏的抗议活动。
我不否认中资背景的公司在这里的商业活动确实动了一些人或利益集团的“奶酪”。比如说中资的建筑公司以90%，甚至85%的标价中标一个项目，这是其他本土或者外国公司很难做到的，自然就形成了这些公司对中国公司的羡慕、嫉妒、恨。另一方面，超大型的投资项目让上述的一些专业挑拨或闹事者看到了赚钱的门路。比如钱凯港第一期工程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拉斯邦巴斯铜矿连买矿到增资已经超过了上百亿美元，中资企业这种在秘鲁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惊人的效率和投资额度让人眼前一亮，也让一些人看到了搞乱社区可能得到的利益比正经做生意还要来得快，来得猛。秘鲁有一句俗语说“并不是对肥猪深深的爱，而是闻到了烤猪肉的香味”。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在电视节目里为那些社区民众请命，大谈民生和环保问题的政客或者社会活动家，看似大义凛然，实际上为的无非就是那份双方和解时能够分到的佣金。
是不是秘鲁就没有为中资说公道话的团体或个人？当然有，比如说由何莲香女士创立的秘中商会（Cámara de Comercio Peruano China, 简称CAPECHI），秘华文化中心（Centro Cultural Peruano Chino）, 以及上面提到的秘鲁亚洲研究中心和许多像Enrique Valderrama那样在报纸和媒体发表正面言论的专业人士和专栏作家。但常言道“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大量活动在群众运动第一线或者幕后的人并不是不明白投资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是宁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知道堵塞国道是违法的行为，但大多数时候不是蠢，而是坏。
那么是不是中资公司做的事情就没有值得商酌的地方了吗？答案也并非如此。比如说拉斯邦巴斯铜矿前任矿主答应的矿物输送管道到底应不应该建起来？Toromocho矿附近为转移居民而赠送的现代化城镇式居民建筑是否适合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钱凯港炸石头的声音和震动对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有没有系统化的有效沟通？ 每年给政府上缴的矿业基金（Canon Minero）到底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协调和监控机制，确保把这些钱落实到改善当地居民的实处？可以提出的问题还有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沟通问题。如果花了钱真心想解决问题而没有人理解和感恩，那么一定是沟通机制和方法出了问题。
秘鲁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的聪明人，缺的是能够引导群众理性思维的教育模式和行政手段。比如说现在国家经济不好，当届政府当然难辞其咎，但如果把燃料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全部责任说成是现任Castillo总统的错，那就有失公允了。我特别感激那些能够理性地分析形势并说出中肯的解决方法的秘鲁友人，也希望中资公司通过跟这些人的接触，把要说的话和要做的事更加普及和深入到秘鲁的各个社会阶层。维克多∙雨果在其名著《悲惨世界》中说过“世界上最强的对立不是正确与不正确之间的对立，而是两个正确之间的对立”，通过团结有理智和公信度的媒体，就是为了杜绝某些人以“正义”的名义去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造成骚乱，从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毛主席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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